古巴位于中美洲，雖然它是拉丁美洲的一個小國，但是古巴文學在拉丁美洲文壇上卻并不示弱。它產生過何塞•馬蒂和尼古拉斯•紀廉這樣的大詩人和阿萊霍•卡彭鐵爾、卡夫列拉•因凡特、萊薩馬•利馬這樣著名的小說家。因此我國一向對古巴文學比較關注。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就對巴古的兩大詩人有所注意，并及時地把他們介紹給中國讀者。1953年，我國舉行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紀念大會，其中就包括馬蒂• 何塞•馬蒂（1853-1895)。他是古巴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為古巴的獨立與解放事業獻出了畢牛的精力最后犧種在戰場上，但同時，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和散文家，在藝術主張與詩歌創作上，堪稱現代主義的開路先鋒。他是西班牙語世界中第一位現代主義者，但同時與其他某些現代主義作家的極端個人主義傾向不同，又超越了現代主義的局限，他的藝術創作與古巴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的命運息息相關，他的作品既是古巴的又是美洲的，既是現代主義的，更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他在拉丁美洲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會后專門出版了一個《紀念何塞•馬蒂》的文集，以介紹馬蒂的生平。同時，《譯文》雜志社也與同年第9期刊登了翻譯家葉君健譯的馬蒂《詩五首：給瑪麗婭•露易莎》等。
隨著80年代后我國對古巴文學的再次重視，又譯介了馬蒂的一些詩歌，有孟繼成、趙振江、江志方等翻譯的《我的騎士》、《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我渴望著》、《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緊》、《我的詩篇》等五首，均載198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抒情詩選》中。
1983年，朱景冬翻譯了他的一個短篇《黑布娃娃》，收入1983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兒童小說選》。1988年趙振江翻譯了他的《兩個祖國》等5首詩，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歷代名家詩選》。該社在1990年出版的林方仁編的 《拉丁美洲散文選》中，也收入了馬蒂的散文作品，有陶玉庫譯的《美洲古代人類反其原始藝術》和《我的種族》，吳健恒譯的《三位英雄》和李顯榮譯的《我們的美洲》，這些作品都較好地反映了作者的創作風格。
同時，我國對古巴當代另一著名詩人尼古拉斯•紀廉也給予了同樣的關注。20 世紀20年代，隨著經濟危機和馬查多獨裁統治加劇，古巴的社會政治問題日益尖銳，這個時期出現了黑人派運動，其代表作家就是紀廉，他們運用黑人民間詩歌的韻律，以黑人生活作為題材進行創作。我國對紀廉詩歌的譯介也始于50年代。最早是《譯文》雜志社對他的詩作給予介紹的，1953年第9期上刊登了孫瑋譯的《我不愿當一個這樣的兵〈外一首：關于卡拉巴里奧的歌〉》（孫瑋譯）。1957年《譯文》第2期刊登陳用儀譯的兩首詩《坎塔里索之歌》和《危地馬拉之歌》。該雜志1958年第11期又刊登周劍卿譯的《姓名》和柳鳴九譯的《城墻》。隨著1959年古巴獲得獨立兩國建立友好關系之后，古巴文學在中國出現一股熱潮，翻譯了多本詩集，這其中有亦潛譯的紀廉的詩集《汗和鞭子》、《紀廉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9）和凌柯譯《憤怒與戰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但80年代后的新時期，對紀廉的作品譯介得并不多，只有陳光孚譯的《不知道你如何想》（載于《拉美抒情詩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和趙振江編譯的《我的小姑娘》等五首，收入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歷代名家詩選》。
除了上述提到的兩位著名的詩人以外，古巴文學的譯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50年代，隨著中古關系的建立、兩國間文化日益加強，我國出現了一股異乎尋常的 “古巴文學熱”。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詩集就有5部，除馬蒂和紀廉詩集外，還有趙金平譯的《哈斯的為了這樣的自由》（趙金平譯，作家出版社，1964)，20年代后的羅德里格斯的《中國人民的手》（作家出版社，1964）；短篇小說集3部：卡斯蒂里耶諾斯的《旗幟集》（維益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卡斯柯洛的《吉隆灘的人們》（鄭小榕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卡爾多索的《幸運之輪》（趙清慎等譯，作家出版社，1964)；劇本一部，陳爾豐索的《甘蔗田》（英若誠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長篇小說一部，普伊格的《貝爾蒂雄166》（于之汾譯，作家出版社，1962)；中篇小說一本，加西亞的《志愿女教師》（靜言、志良譯，作家出版社，1964)；還有一部文學史，波圖翁多的《古巴文學簡史》（王央樂譯，作家出版社，1962）等?？梢哉f，五六十年代對古巴文學的譯介可謂碩果累累。涉及的作家與詩人少說也有50多位。散載于報刊上的各類作品至少120多篇。
第二階段是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我國翻譯作者對古巴文學給予再一次重視。各類體裁作品相繼被介紹給中國讀者。首先譯介的是古巴現實主義小說的開拓者，19世紀著名作家西里洛•比利亞維德的長篇小說《塞西莉亞姑娘》，由潘楚基、管彥忠譯，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正如譯者在前言中指出的：“《塞西莉碰姑娘》是古巴文學史上一部重要古典長篇小說，也是19世紀拉丁美洲文學中的一 部杰出作品，它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思想、種族等各方面的深刻矛盾， 已經成為古巴文學中的經典作品。”這部作品被拉美文學評論界認為是“占巴風俗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并且由此開創了古巴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無疑，它的出版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古巴人民的歷史和文學。這一作品1986年還同時出現了另—個譯本，毛金里、顧舜芳譯的書名為《塞西莉亞•巴爾德》（又名《天使山》），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時期譯介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江禾譯的當代拉美著名“神奇現實主義”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中篇杰作《人間王國》，載《世界文學》1985年第4期。全書由 《序言》和四個部分組成，作品以18世紀法國殖民統治下的海地的歷史為背景，采用神奇的現實主義手法，生動地再現了海地人民的獨立革命斗爭。其藝術特點在于作者認為可以把社會和歷史現實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為基礎的魔幻而神奇的氛圍中加以表現，因而他大膽地把幻想與現實，人的世界與神話世界，荒誕不經的現象與極為真實的生活細節交織為一體來表現，因此他被稱為“神奇現實主義”作家。 他的這種小說的新手法新技巧使中國讀者感到耳目一新，為作家們提供了借鑒。與此同時，卡彭鐵爾的短篇小說也譯介不少。有沈根發譯《返本歸源》（載《拉丁美洲名作家小說選》，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韓水軍譯《避難權》（《外國文藝》1987年第6 期），王玉林譯《圣地亞哥之路》、《返源旅行》和《如同黑夜》（《外國文藝》1991年第1期），趙銘賢譯《陰森可怕的差事》（《拉丁美洲短篇小說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等。1993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卡彭鐵爾作品集》，其中收入了《光明世紀》和《消失了的足跡》兩部小說。這部作品集由劉玉樹（某經濟雜志主編，對外經濟貿易部副譯審）和賀曉（本名劉曉眉，北京外國語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共同翻譯。
80年代還譯介了另外一部長篇小說，卡里翁著的《不體面的女人》，作者以自然主義的手法抨擊了資產階級道德觀，反映了下層社會的苦難生活。由江禾譯，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說譯作有：張瑞譯拉•菲雷拉的《九點鐘的約會》（《外國文學報道》1985年第2期），沈根發譯米•巴內特的《拉切爾之歌》（《外國文藝》1987年第 6期），毛全里譯埃德諾埃斯的《熱帶奇遇》（《外國文學》1983年第4期），吳玉天譯貝尼特斯•羅霍的《未熟的果實》（《作家》1988年第12期）。還有何•瑪•埃雷迪亞 (1954—)的《一個強盜的愛情》和埃•博巴迪利亞的《忌妒》（朱景冬譯，《拉丁美洲愛情小說選》，長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等。埃雷迪亞是拉丁美洲杰出的詩人，其詩歌具有新古典主義和早期浪漫主義兩個流派的特點，但他的詩歌譯介得很少。1989 年5月，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還出版一本由張福生譯的《古巴民間故事》。
散文方面有：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方仁編的《拉丁美洲散文選》中除馬蒂之外，還介紹了另外兩位不同時期作家的作品：一是董燕生譯的當代古巴名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美洲一瞥，大草原——洪荒世界》；另一是趙振江譯的馬蒂同代的胡里安•德爾•卡薩爾的《魯文•達里奧》。
詩歌方面作品，主要是由趙振江翻譯的帕爾瑪的《小溪》（載《拉美抒情詩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趙振江編的《拉丁美洲歷代名家 詩選》中收入了埃雷迪亞的《在喬盧拉的神壇上》和《流亡者之歌》、女詩人阿維利內達的《離開祖國的時候》和《日暮沉思》、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塞內亞的《菲德利婭》等四 首和畢爾內的《我的旗》和《思鄉》等。
我國對古巴文學的評論與研究，總體來說可以從譯介古巴文學這兩個階段來看： 最早新中國成立初期報刊上評價馬蒂、紀廉及其詩作的文章只有五六篇，但自50年代末出現的“古巴文學熱”之后，除了對古巴文學各類體裁都有相當的數童的譯介之外，對古巴文學的評論與研究也紛紛見諸于各類報刊上，總計約有50余篇，其主要內容是對古巴文學概況、對翻譯過來的十幾位作家作品的評價。這些文章大都刊登在《世界文學》、《人民日報》、《文藝報》、《解放日報》、《中國青年報》、《戲劇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大公報》等報刊上。第二個階段，也就80年代之后，情況有所不同，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特色是翻譯的作品比較多，而評論較少，研究方面更是薄弱。這一 時期只見朱景冬寫了三篇文學評論：《古巴革命后的短篇小說創作》、《當代古巴戲劇概況》（分別載《外國文學動態》1982年第9期和1985年第6期）和《卡彭鐵爾與“神奇的現實”》（《文藝報》1987年4月4日）等。朱景冬還譯了一篇羅嘉寫的《“如果沒有非洲，新大陸的命運又將如何”？——評西里洛•比利亞維爾德及其作品》，1989年發表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的奇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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